《大災害後的坡上城寨》

總計畫的設計之初，坡地利用的災害治理議題就是由國立屏東大學文化發展原住民專班Tjuku Ruljigaljig（李馨慈）老師的團隊所負責，再經過數年的蹲點與觀察之後，他們決定將長期以來累積的田野研究，更確實地落實在永續治理的方向上，為此展開了一系列的對話與行動。

那麼，這一切要該從何開始說起呢？

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與2009年的八八風災，可說是許多島嶼人們心中的集體傷痛，尤其對於生活在原鄉地區的原住民族群來說，那種崩天裂地、毀家滅村的切身經驗，更是讓人難以體會與想像的恐怖創傷。然而，災害不僅帶來無可挽回的破壞與死亡，卻也帶來了社會更進一步的重生與思考，對於許多原住民族人而言，更是人生方向的一大轉捩點，而曾經親歷災害造成部落重創而投身災害研究的學生時期的Tjuku Ruljigaljig老師，也因為跨足於島嶼主流社會與原住民族社會之間，看見了社會輿論中的兩者在於世界觀及價值觀的差異與裂隙。決定將災害化為進步的動力，在進入大學任教之後，便前往島嶼南端的屏東縣來義鄉Tjalja’avus（加拉阿夫斯）部落，在這裡建立起學術的城寨堡壘，進行長期的坡地研究工作。

可是，該怎麼進行坡地利用與災害治理的研究呢？

有著土木與資源工程背景的Paiwan（排灣族）族人Tjuku Ruljigaljig老師，在來義鄉Tjalja’avus部落就有多個研究計畫在此進行著，Tjuku Ruljigaljig老師將這些計畫重點分別標示為「人社」、「韌性」、「災防」及「永續」，而代表「永續」議題的【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計畫】只是眾多計畫中其中一個項目，而這個計畫的重點在於傳統知識與當代科學的對話。

「我之前是做坡地災害研究，從那時候開始就想要去了解，過去的排灣族人怎麼去看待災害這件事？所以，就想要去建構一個所謂的排灣族的災害知識系統，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會去區分出不同的分析框架與理論框架，但是我們在田野中，所要蒐集的素材是一樣的」，Tjuku Ruljigaljig老師這樣說，而與部落遷移史相關的「傳統地名調查」，是她所率領的研究團隊在這裡持續進行的深度調查工作之一。

「我們想要透過傳統地名去了解原住民族的世界觀，了解世界觀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不同目的的用途與分析。」對於部落族人而言，無論是知識系統或生活方式，這些本來就是一體成形的世界觀，並沒有太多的劃分與區別；然而，為了學術研究的目的與需要，要如何從這裡面逐步抽絲剝繭，就需要有十足的專業與耐心。Tjuku Ruljigaljig老師說：「我們都是以部落的知識為母體，然後我們會有不同的學科研究，比如：科學教育者會想要拿這些研究資料來做教育；我們拿這些地名的討論研究去探討空間規劃，或者是說更進一步去探討現代綠能科技的規劃。」

在這之前，Tjuku Ruljigaljig老師早已在防災教育上累積了多年的經驗與基礎：「防災教育就是要到全國的原住民中學校去做推廣，就是希望他們各自做以原住民知識為本體的防災教育。由於我們現是推廣單位，所以只要收到校方申請，我們就會前往中學校向校長、主任與老師們對談，並鼓勵各族群學校去發展他們各自的相關課程，我們會詳細介紹理論，並告訴他們為什麼要做以原住民知識為主體的防災課程，並透過研習與演講，介紹一些國外的案例，以及當前的一些政策研究方向。」

雖然不同的計畫都是以來義地區作為主要田野地，但是坡地利用團隊在各項研究中，還是作出了不同尺度的研究範圍。比方說：未來有可能需要與社區協作，那這可能就會先以一個部落作為主體，再去與部落族人討論看看能夠一起做些什麼；如果在執行上有可能必須與科學對話的時候，那就必須運用到大尺度的資料，這就會擴散到整個來義鄉的範圍，甚至是整個排灣族的範圍。

「比較大尺度的部分，我們都是以影像處理為主」，Tjuku Ruljigaljig老師說：「比如說整個排灣族的傳統領域，如果我們已經知道很多舊部落的實際位置，就會在影像地圖上把它定位出來，而舊部落要做什麼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就是以那個影像為主；如果需要整個來義鄉的部分，我們就會去向公所接洽一些有關坡地利用的資料，從這些資料去看是否比較能反映整個來義鄉的發展脈絡。」

為此，全方位的資訊整合，也是Tjuku Ruljigaljig老師率領的團隊所需要的必備技能：「我們這個計畫就要跟很多部會合作，所以常常要與地方政府或各級部會做聯繫，我們會先蒐集整個來義鄉的資料，然後等到我們要聚焦分析的時候，才會看用不同尺度的事情。」

同時，為了與Tjalja’avus部落的Paiwan族人建立信任的溝通管道，Tjuku Ruljigaljig老師的研究團隊中也聘請了當地族人作著傳統地名調查的研究與翻譯。然而，研究團隊該如何在當地深根並取得當地族人的信任呢？

「我們會介紹自己是學術研究單位，而他們自己還是會以他們自己的生活為主」，Tjuku Ruljigaljig老師這樣說：「有時候，我們在學術上的研究是一個很小的問題，所以很難讓他們去理解說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可是我們會站在他們的角度，去討論說如果我們一起合作的話，他們會得到什麼回饋，或者是他們主動提出說希望得到什麼？比如說，我們做傳統地名調查，光是這個研究就可以發展出許多種不同類型的研究論文，可是部落又是怎麼去看待傳統地名的呢？所以，就有耆老提出說希望我們能將這些調查出來的傳統地名做成路牌地標，讓這些知識文化可以在部落地景上繼續延續。」

然而，經過多年的蹲點研究，Tjuku Ruljigaljig老師所率領的研究團隊也更加了解到在這個大範圍區域作研究的不易之處。

「當舊Tjalja’avus部落從山上遷居下來之後，就分散成很多個不同的村莊了，後來我們的政府又用行政區去劃分，所以導致大家的集體認同會往村莊靠攏，而不會是以前舊Tjalja’avus部落的集體認同。」所以，要重建這個大範圍地區的傳統地名調查，就有著人力資源上的難度，除了被分散的認同阻礙之外，沒有固定的合作對象也讓這些重要的研究進度十分緩慢：「我們沒有固定的合作組織，因為在防災的議題上，傳統部落並沒有相似的固定組織，都比較是動態功能性的，當有災害發生的時候，這樣的機動運作才會被看見。」

即便如此，Tjuku Ruljigaljig老師所率領的研究團隊還是在這裡嘗試各種全新的可能，希望將更多的技術與資源帶到來義鄉及Tjalja’avus部落，希望透過建構一個原住民族災防知識系統，讓這些重要的坡地災防研究得以落實到政策與工程技術上，改變坡地治理的現況，減少悲劇重演的可能。

接下來，就讓我們跟隨Tjuku Ruljigaljig老師和坡地利用團隊的腳步，走進Tjalja’avus地區，看看他們所築起的坡上城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