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sin組織流變與認同》

「如果可以請稱呼Ilisin年祭。」——Atomo Canglah2023.07.17

關於「Ilisin」如何稱呼，在《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謝世忠、劉瑞超著，2007年）有這麼一段討論：「事實上，『豐年』一詞，不滿者亦眾。『原舞者』於2004年編導了港口部落的海祭等新舞碼。包括舞團成員和部落人士均有不認同使用『豐年』之稱者，最後決定以『年祭』代之。的確，俗稱豐年祭者，其實就是過年。漢人過年祭祖有儀式，阿美族過年也有儀式，以神聖性的角度觀之，送迎祖靈當然必須用『祭』表達，因此，『年祭』一稱被認為最具真實性。畢竟，在真實稱名的帶領下，才能演出真正的莊嚴內容。」

（本文中「聯合豐年祭」為俗稱與歷史資料中之稱呼）

關於「年祭」的討論到今年仍然未曾削減，無論是部落觀光議題，或是過去對於「豐年」、「祭／節」等稱呼的討論，筆者欲以「場域」、「人員組成」的差異去討論都市聯合年祭和部落年祭的政治結構和社會成因，探討城鄉之間移動的離散人群如何形成族群新傳統與組織結構，試圖理解阿美族族群在不同「聚落」組成的生存樣態。

1950年代，國民政府時期的同化政策曾以「山地三大運動」：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定耕農業運動、育林造林運動，以「平地化」、「現代化」的國家發展取向「有意識的使原住民社會脫離傳統生活方式」。

1960年代時台灣處於邁向經濟政策導向，資本競爭使得農業開始向山海開發，原住民族群的生活遭遇貨幣經濟的衝擊，連帶的產生貧窮負債、土地流失、買賣婚姻、雛妓、童工等社會問題。1970年代時，大量原住民族群人潮流往都市工作、求學，也連帶的慢慢將祭儀文化帶往都市，族人組成協進會、同鄉會、教會不僅是成為文化的移動，也是城鄉之間政治勢力的移出與移入。

文化層面受政府改變的狀況諸如日治時期政府對阿美族傳統婚姻制度曾進行「調整」，國民政府時期延續這樣的風氣，都會區的阿美族中有從妻居傳統（並非所有阿美族部落都是母系社會）的族人大多已轉變為長子繼承與從夫居制度。1980年代始，更因為政府推行工業化、出口導向，大量的原住民族人口再一波移入都會區，工地、港口、礦坑等高勞力、高風險成為族人從業的大宗，就業結構也反映出青壯人口的移出原鄉地區，使得阿美族年齡階層在原鄉地區之非祭典期間失去主要的「管理」作用，都市成為原住民族群主要勞動力匯聚的新場域，而原鄉缺乏勞力人口的狀態，舉辦年祭的景況也有所轉變。

豐濱鄉於1978年以僅限鄉鎮與鎮內跨部落舉辦祭儀的規模舉辦聯合豐年祭，後來在1983年花蓮縣政府為觀光考量而擴大為全縣阿美族各鄉鎮舉辦的規模（張慧瑞〈由儀式到節慶——阿美族豐年祭的變遷〉，1995年），而最早的都市聯合豐年祭是在1973年高雄市原住民議員所發起（黃美英《台灣土著的傳統社會文化與人權現況》，1987年）。得以看出，最早的「都市聯合豐年祭」與「部落聯合豐年祭」都是在70年代時舉辦。

原本日治時期引入的頭目制度，在經歷不同部落文化的適應與融合，與年齡階層成為一種搭配關係，但因為人口大量移入都會區的關係，「頭目」除去管理階層的實質權力，成為名存實亡的「精神領袖」，都會區的年祭與部落年祭最大的差別在於「制度」，頭目是經由文化團體、協進會、旅北同鄉會、教會等群體進行選拔與「國家」認可而產生，甚至可以在一位總頭目之外，選出在其之下的副總頭目數位，筆者就曾在都會區的聯合豐年祭現場看過同時三位頭目一同祈福的景況，都市祭典的主辦者與原鄉的部落議會、年齡階層有所差異，主要單位轉變為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

「聯合豐年祭」作為「想像的共同體」雖然不再是以部落場域為祭典核心，但同樣以凝聚族人感情、文化為導向，管理與教育青年的文化較為式微，這與「功能」被國家取代相關，「年齡階層的抽離」使得軍事、會所教育、懲處及宗教等功能逐步被軍隊、學校、警察、教會體系取代。阿美族學者黃貴潮先生曾說阿美族的政治形態是：「行老人統治的原始民主制」但在進入都會區之後，這樣的政治生活思維為因應大社會的結構而轉變為黃宣衛先生所說的「自治委員會」，或者如前述所說的協進會、同鄉會等幾種組織型態。

年祭的形式受觀光化、流行文化與融入都會政治與旅遊產業的影響，亦成為政治人物與觀光客來往的場域，也使不少原住民青年組成樂團，或者商業舞團的產生。學者林志興也曾以「超部落式慶典活動」提及卑南族的聯合年祭與阿美族聯合豐年祭的高度共通性在於：「啟動與籌組者都是部落外的政治菁英，試圖藉由聯合慶典取得族群社會的文化領導權，對外取得文化發言權。在慶典生成製造過程中扮演文化掮客的角色，從中獲得成就感及聲望的利潤。」

聯合豐年祭與都市部落都是旅外族人對「家園重組的想像」與文化實踐，在場域中複製原鄉生活情境，在政治運動與組織樣態中轉換成自我歸屬的地方感。祭典的轉型與都市扎根不僅是反映城鄉移動中的離散人群狀態，也顯示政治主體的影響力，在歲時祭儀假仍只有一天，以及原鄉人口流失與宗教信仰轉變的關係，聯合豐年祭有時也成為對於族群文化疏離者的一種認識阿美族文化的方式，亦是使得舊有族群制度不再具有壟斷性的文化流變產物。

參考資料：

1.謝世忠、劉瑞超，《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2007年。

2.楊士範，《漂流的部落（niyaro′）近五十年的新店溪畔原住民都市家園社會史》，2008年。